赣南的范围大约就是如今整个赣州市，而在明清时期，赣南之范围则大约为赣州府、南安府以及宁都直隶州三地。赣南地区是客家人重要的聚集地，大量人口出于躲避战乱等目的，纷纷从北方河洛等地迁到南方，最终在赣南等地汇聚，形成了一支吃苦耐劳、和善友好的客家民系，因有“十家九客”之说。大量北人南迁的同时，带来了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修塔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修塔这一行为也逐渐与赣南本地的强势文化相融合，并在融合中求发展，形成了赣南地区独特的塔景观。

时过境迁，在各种因素交汇影响下，原属“化外之地”的赣南，逐渐被朝廷控制与教化，赣南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正是基于认同感的加强，赣南人士想要尽快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情感日益急切，以便为自己也为家族甚至为整个地区谋利益，科举便成了这些人可资利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现实很骨感，明清两代，赣南地区的科举并不兴旺，相比于同省的饶州、抚州等地都相差甚远。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让赣南民众不得不寻找一些超自然的方法，于是在明清时期，风水塔便被大量修建出来，以寄托人们对赣南科举兴旺的美好念想。

风水塔，由其名而观之便知是受风水信仰影响而建成的塔。塔所修建的地方必须要有好的风水，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要择一块所谓的“风水宝地”作为塔的地基，那怎样的地方才算“风水宝地”呢？赣南各县志中多用“山水环抱，一望平衍”，“凭眺桑麻，烟火尽入楼中”，“雾峰峻峭，旺气凝涵”等语句来描绘宝地，有时也用“蛤蟆形”、“笔架形”等词汇来描述。总之“风水宝地”形式多样，根本上是由风水师凭借自身所学来判断哪一块为风水宝地。

但明以来，随着闽粤之民“倒迁入赣”等因素影响，赣南地区人口数量不断上涨，另外由于高产耐旱作物被引入，促进了山地开发，让赣南经济不断发展。而且，明王朝还加强了对赣南地区的管理，设立了南赣巡抚，任命王阳明等人清剿匪患，肃清治安。在此过程中，阳明心学也在赣南广泛传播，这让赣南文风愈起，也让赣南成为阳明心学的一大圣地，因此便就有了“赣南为阳明学之兴盛之地”这一说法。

（作者：浩然文史·重振丁坊）

到了明代，赣南风水信仰已是全国闻名，这时还出现了号称“中国风水第一村”的三僚。明朝永乐五年，三僚的风水师廖均卿曾经从政，受命为徐皇后寻找墓地。嘉靖十五年，三僚的廖文政、曾邦旻又被选中，为世宗择地以建皇陵。些都是赣南风水信仰兴盛的重要例证。

赣南的风水塔寄托着赣南人民追求科举繁荣的希望，也表达了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赣南风水塔建造简朴，但它不只是一座座朴素的塔，它还是传承赣南人民思想精神的文化坐标，反映着赣南“由乱到治”的历史物证，可谓意义深远。在大力宣扬“科教兴国”思想的今天，赣南的风水塔不应被忘记，更应该被宣扬，因为它寄托了人们对科举兴盛、文脉繁荣的美好追求。

布衣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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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赣南风水的兴起，使得赣南修塔逐渐受到风水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水塔。

唐宋时期，赣南地区一直都是“化外之地”，地广人稀，刁民集聚，民风剽悍。甚至赣南多次出现对抗中央，割据地方的现象，如唐末谭全播、卢光稠，元末的熊天瑞等割据势力。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朝廷很难有效地对此地进行控制，赣南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不高，更多的则是匪患盗贼隐匿于赣南深山密林之中与朝廷作对。

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赣南各县志的编撰人员们声称，这风水塔被修建后，果然是效果立显，不久赣南地区就“风气秀发，人文振起”，“登科者相继而起”。但是实际上，效果并不如这些官员们所言那般美好。有明一朝，江西中进士者有2719人之多，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11%，可以说是江西科举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但是不幸的是，赣南地区的赣州府和南安府的进士总人数却只有可怜的49人，还不到赣中吉安府818进士人数的零头。可见风水塔并未起到“兴科举”的作用。既然无用，那为何风水塔在明清时还会被广泛修建呢？笔者认为除了蕴含着赣南人民对本地科举大兴的愿望之外，还表达了人们内心之中的一种无奈、彷徨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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