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武则天、李清照、柳如是为代表的女性身影，可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却是沉于历史地表之下的。在近代，妇女解放的话语系统来自包括社会团体、政治运动以及政府当局各个层面。在实践反馈中，这些话语系统深入到社会基层乡村且实践得最为成功的是在中共革命根据地。江西中共苏区乡村女性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功能从本质上开始转变，而学界对这一时期中共苏区乡村女性角色变化的关注较少，本文在此简要梳理。

一、江西中共苏区概述

江西中共苏区时间是指1927年10月中共在国民党势力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农村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l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撤离江西长征。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苏区成为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的政权。

江西中共苏区包括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粤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等，这些根据地大多位于江西南部。20世纪30年代初江西行政区划为81县，其中共产党红色范围影响约60余县，影响最大的地区为瑞金、永新、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0余县，面积约5万余平方公里。

二、乡村女性生命周期中重大事件的改观

史学家梁景和将女性的解放分为身体、生存、教育、政治和伦理解放五个层次。无疑的，身体生存权是最基础的。本文所指女性生命周期的完整主要包括身体以及生命得到解放、尊重，在婚恋方面拥有自我选择权。在江西中共苏区，就是让女性放足、不再裹脚；在婚姻与恋爱中，具有发言权。

在江西中共苏区乡民观念中，不缠足的女孩是嫁不到好人家的。实质上，缠足否定了女性身体的完整性。正如苏珊·布朗米勒所言：缠足给日常有功能的行为加上了特别的障碍，降低了女性与周围世界相处的能力，使得世界看起来更危险，也使得那些不能保持平衡的女性成了更有依赖性、更容易担惊受怕的生灵。它还使得男人更加稳固有力，并向女性慢慢地灌输一种不安全感和性别不自信：由于她身体上有与生俱来的丑陋的部分，应该采取极端的矫正措施[1]苏珊·布朗米勒.徐飚,朱萍译.女性特质[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P12-14)。

就江西中央苏区来说，第一次全省农代会在关于农村妇女问题的决议案中就要求严禁缠足。1927年4月30日江西成立九江妇女解放协会，“禁止女子缠足”成为大会通过的二十六个提案之一。稍早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妇女问题的决议案中，严禁缠足列居其中。1928年9月兴国县第一次党代表决议案要求“提倡妇女剪发、放足”。永新、万载苏维埃政府也要求铲除缠足习俗。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在其工作章程中规定“禁止幼女缠足、穿耳，违者严重处罚其家长”。1934年2月江西省委在布置“三八”妇女节中江西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时，要求博生、广昌、赤水、宜黄等县应以最大力量进行放足、剪发运动。1932年10月，江西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鉴于乐安、永丰、宁都、瑞金、广昌等地的缠足者仍多，提出进行放足运动是这些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次年12月，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继续要求，脚小的地方应广泛进行放脚运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时，女性包括广大乡村女性的婚姻由父系的遗传和权力统治，一切由父母及媒人经过谈判后决定，更遑论浪漫爱情。甚至面临家庭困境时，女儿可以像商品一样拿来卖钱。例如危秀英1910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叶坪乡一个赤贫的农民家里。母亲自幼去世，父亲种地主的地要交租子，年年交不清租子。她接受采访时说：“6岁那年，我爸爸就把我卖了。记得卖我的头天晚上，爸爸对我说：‘明天有一个人会背你走，我把你给卖了，卖了9块银元。’”[2]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P43)

在民国时期调查中，赣南更有一种极端的童养习俗，曰“花等女”，取意为嫁接花木以待活，即收养贫家女以待儿子出世。“贫家生女，每不愿尽教养成人之义务，乳哺数日或数月，即择有乳之妇而与之为花等女，先由女家开一庚帖，曰八字，请媒传之抱养者之家。而抱养者送女家蛋、酒少许，其事遂顺。……花等女过门于一二年后，己如生男，遂以此女匹配此男，在抱养时两家即已默认，待男女年龄稍长，则备简礼送往女家，订婚为媳。”[3]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R].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P879-880)如果家中终无子，花等女可代嫁或转卖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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