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肇始于东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而兴盛。唐帝国是经济社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国家，也是道教大发展、道教文化大繁荣的重要时期。李唐一朝基本都尊祖崇道，道教在唐初即列为三教之首，道士社会地位大为提升，道士和道经数量不断增加，道教文化日益繁荣。众所周知，唐代是以诗歌为文化标志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唐诗中保留了许多道教诗歌，蔚为大观，但相对于禅诗的研究，道诗的开发与研究颇显不足。对于江西道教的研究，目前较突出的成果，历史方面有孔令宏、韩松涛撰的《江西道教史》，音乐方面有黄剑敏著的《明清以来江西道教与地方音乐文化研究：以宜春、南昌、鹰潭为中心》，诗歌方面的专著尚未之见，论文也寥寥，中国知网检索“江西道教诗歌、江西道诗”等为题名、全文、主题的结果为零。主要原因是缺乏江西道教诗歌的文献整理，本文即以唐代江西道教诗歌为对象，进行文献梳理并略作考论，以观察当时道教兴盛情形和唐人道教信仰状况。

一、唐代江西道教诗歌的培育与发展

降及有唐一代，许逊信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龙虎山张天师一系终于在咸通年间大名于世，麻姑山成为唐代皇帝所关注的道教名山，当时兴起的北帝派所信奉的神祗和法术影响深远，唐末出现的与道教关系密切的风水派与福建风水派并称为风水两大门派。此一阶段，江西各地高道辈出，各大名山道教都有所发展，尤其江西北部的西山、庐山、龙虎山、葛仙山、麻姑山，中部的玉笥山等道教胜地道教活动活跃，足可证“唐代是江西道教发展的一个转折点”[2](P115)。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记载的“三十六靖庐”之中，江西占14处，其中洪州有10处，庐山2处，麻姑山1处，袁州1处，1处不详[3](P51)，这些都直接反映了江西道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江西道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道教诗歌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一)唐朝实行开明的宗教文化政策，特别是统治者尊祖崇道，促进了道教的兴盛和道教诗歌的发展。李唐三百年中，除武则天短暂抑制道教外，道教始终得到统治者的扶植，主要原因是道教适应了政治统治的要求。李唐皇室原本具有少数民族拓跋氏的血统，在唐初门第观念很强的形势下，唐皇室尊老子李聃为始祖，一方面既可以正统血统与汉族门阀士族相抗衡，又可以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号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可以通过道教来制衡佛教的迅猛发展。如唐太宗李世民即有《令道士在僧前诏》[4](P72)以崇道抑佛。此外，道教的教义和科仪、养生术等，也能满足唐统治阶级对长生、祈福消灾、济世安民的需求。为扶植道教发展，唐继承和改造前朝制度，设立了道教管理机构和斋醮[5]、道官[6]、道举[6]、敕度、置观等制度，道士等的管理历隶鸿胪寺[8](P1253)、宗正寺[6](P859-860)[5](P467)、司封、左右街功德使[6](P881)等，尤其开元29年下诏“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招生徒“习《老》、《庄》、《文》、《列》，谓之四子，荫第与国子监同。”[7]这些都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道士和道教信徒们可以在统治阶级政策保护伞下抒发性情、宣传道教，道教诗歌自然日益繁荣。江西道教诗歌中如宋震《三贤赞》、李咸用《喻道》、吕岩《参黄龙机悟后呈偈》等都有对道教的参悟、宣传。

(二)文人对道教的认同和信仰，以及文人型道士的自觉创作，直接促进了道教诗歌的繁荣，丰富了道教诗歌创作实践。唐代文人普遍亲道，修清净之教，陶写幽怀，创作了大量涉道诗。这些文人有的真正入道学仙出家作了道士、有的慕道羡仙热衷道学、有的与道士道姑往来密切，如被贺知章称为“谪仙”的李白曾于青州紫极宫从北海高天师受道箓，“出金门后，太白已隶道士籍矣”[4](P61)，被视为道教诗人；“大历十才子”的戴叔伦表请出家为道士；《续仙传》里还有诗人刘商的传；大书法家、诗人颜真卿也是道教信徒[5]；诗人顾况为求仙，举家隐居茅山，韦夏卿《送顾况茅山》记其事；白居易则长年服食云母散等等。江西作为道教胜地，文人、道士在此修真悟道，不废吟咏，隐居西山的鄱阳人陈陶不求进达，恣游山林，“学神仙咽气有得，出入无间”[6]，“产药物数十种……或云得仙矣。”[6]今存其涉道诗8首。施肩吾在西山学仙，擅长作诗，现存其涉道诗28首，为目前江西道教诗歌单个诗人涉道诗存诗之冠。道士能诗者亦不乏其人，高安道士沈彬、沈麟父子俱善诗，各存涉道诗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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